zt：王小东：那就请你们费心别让中国哭

中国的公众已经习惯于一个极为流行，却完全是虚假的说法，那就是西方之所以和中国有摩擦、闹矛盾，是因为中国不愿意“全盘西化”。再没有比这种说法离事实更远的了。虽然笔者和其他少数中国作者曾竭力指出过这一点，却没有多少人倾听。法国学者若泽·弗雷什《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在中国的出版，应该会更为有力的纠正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这个错误认识。
其实许许多多的西方人并不希望中国“全盘西化”，至少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不希望中国人“全盘西化”，那就是生活方式（而如果在一个这么重要的领域不能西化，其他方面还能顺利西化吗？要知道，一个社会的各个部分往往互相关联的啊）。若泽·弗雷什在《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说得非常明白，他非常希望中国人的一项“美德”保持下去，这个“美德”就是满足于几千年来极为匮乏的物质生活，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还总是“笑”，通过“精神愉悦”来得到“健康的身体”，否则，世界就要面临大劫了。然而，据这位法国学者说，中国的这种“精神愉悦”的古老价值观正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这就危险了：“如果中国人哪天丢掉了他们的价值观，忘记了他们如此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会不会变成4500年来它一直不曾充当的角色：一个好战的国家？所以我说，中国不笑的时候，世界会哭。”
不希望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享有充足的营养，乃至其他更为耗费资源的物质生活享受，恐怕是今天的西方人普遍的心态。笔者甚至认为，他们在诸如最近支持藏独、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等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不满，主要缘由就是这种心态，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和政体上的分歧。君不见，德国的牛奶一涨价，媒体上就是一片抱怨声，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一样，也开始喝牛奶了；就连德国的圣诞树涨价，都被媒体归结为是中国人开始消费圣诞树的缘故——这当然是太离谱了：迄今为止，中国家庭对于圣诞树的消费仍旧可以忽略不计。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支持这种说法：世界粮食紧张是因为印度人多吃了一顿饭，中国人开始喝牛奶了。
问题是，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权利像西方人一样喝牛奶呢？如果中国人有权利像西方人一样喝牛奶，那么造成世界粮食紧张的是迄今为止实际上仍然很少喝牛奶的中国人，还是因为营养过剩而患上各种心血管疾病，并把大量的粮食制成燃料灌到汽车里烧掉的西方人呢？答案是明显的。关于这个问题，若泽·弗雷什作为法国总统文化顾问，还是十分懂得“政治正确性”的，他承认：“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享受跟我们一样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呢？”那么，他说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据他自己说是为了中国好：“我所担心的是，中国人经济条件的改善是以大笔负债作为代价，中产阶级拉着的大车将会越来越沉重。这几亿劳动者能够想象自己很可能整个后半生都在偿还银行利息吗？”许许多多的中国学者也在附和这个调子。据这些中国学者的看法，中国什么都应该西化，都能西化，唯独在物质消费上不应该西化，不能西化，否则，我们中国人就会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然而，就算中国没有受到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的强烈冲击，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真的有那么独特吗？根本没有。以为中国人过去是一个像大熊猫一样，可以吃吃别人根本不吃的竹子，就自得其乐、心满意足的民族，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误解。如果中国人是那样一个民族，那么，就应该像今天的大熊猫一样濒临灭绝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不和平的年代，比如说，战国时期（距今只有两千多年，远够不上4500年），你只要听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后来为什么变得非常和平了呢？绝不是因为像若泽·弗雷什所说的那样：“中国一直是一个贫穷的人口大国，所以发明了一种非常适合这种特点的价值体系”，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成为了前现代时期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大国，长时间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若泽·弗雷什号称“中国通”，但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个错误主要不能怪他，而要怪那些给予他和其他西方人这种认识的中国学者们。坦率地说，自中西碰撞以来，几代中国学者之所以极力向西方人描绘这样一个中国，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那时的中国太贫弱了。
时至今天，中国人其实像西方人一样，享受不到充裕的物质生活就会不笑，会哭，这一点应该是瞒不住了：看一看当今囊括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强烈的发展冲动吧。如果中国人不笑了，中国人哭了，这个世界恐怕还真是高兴不起来的了。怎么办呢？若泽·弗雷什，还有不少中国学者，提出的最佳解决方案似乎是让中国人回到“安贫乐道”的“过去”。姑且不论现在的中国人愿不愿意“回去”，事实是那个“过去”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作为西方人，若泽·弗雷什并没有像那些执着的中国学者那样，一定相信中国能够回到“安贫乐道”的“过去”，他更多的还是担忧中国回不去——这一点他完全正确，但他错在了以为这是由于中国人受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才这样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说穿了就是这种担心，担心中国人会和西方一样——这里要顺便说一句，西方人对于“中国威胁”的担心不仅仅限于生活方式，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如历史学家维克多·汉森，还担心中国人一旦学会了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就会大大提高军事效能，和西方人一样好战。这可能是让很多中国人大跌眼镜的：西方人感到中国对于他们会是个威胁，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效仿他们，而是怕中国人效仿他们。如果不是作为西方人的若泽·弗雷什和其他西方学者自己这么说，很多中国人是绝不会，也不肯相信的。
然而，担心也罢，恐惧也罢，问题总得解决，总不能大家干等着一起哭死。刚才说了，让中国或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回到“安贫乐道”的“过去”不是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中国人享受到与西方人越来越接近的现代文明成果。为此，中国人当然首先自己应该作出努力——谁还能说他们今天不够努力或努力得不够有效吗。另外，西方人如果真的认识到“中国不笑，世界会哭”，那么，就请你们多费心，别让中国人哭，用你们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参与中国的发展，在这个自然资源日趋紧张的世界上帮助中国人分享到更多的现代文明成果，同时取得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缓解自己的衰退的回报。平心而论，西方人两件事都干了，一件事是谩骂和仇恨中国人对于现代文明成果的分享，另一件事是参与中国的发展。前一件事情让中国人哭，后一件事情让中国人笑。前一件事情干多了，会大家一起哭，后一件事情干多了，会大家一起笑。
人类近几百年的历史是，唯有西方人可以大量的浪费人类最宝贵的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污染环境，唯有西方人可以笑，别人都在哭。今天，这个时代恐怕要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西方人不愿意自己和别人都一起哭死的话，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认真想一想自己在这个现实中应该做些什么。

乱想《中国不高兴》

　　前几天逛书店，买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基本看完了，我看得还是比较认真的，今天说说我看完后的一些看法。
　　一． 批判此书的一些逻辑问题
　　看完《中国不高兴》后，我上网才知道就此书已经吵成一团了。我看了对此书的一些批评或攻击意见，我感觉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有必要说一下。
　　首先，有一些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辱骂，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批判，那些污言秽语实在让人不愿在此举例，这些文章的作者看来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也可称为右派。这一派提倡宽容，多元，言论自由，可是看看这些文字，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今年看到自由主义学者袁伟时教授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启蒙还没有完成，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连自己的追随者都总是露出专制的嘴脸，都没有启蒙好，还奢谈什么启蒙全国的老百姓呢？我想，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羞于与那些整日里以捍卫自由主义为名而谩骂的战友为伍的。
　　其次，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对准书名的：你们几个作者有什么资格用“中国”这个词，你们用“中国”这个词得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授权吗？没授权你们怎么代表？我想这种批判是毫无意义的。中国这三十年来不是右派们一直在代表中国发言吗？诸如“中国要与西方接轨”、“中国要实践普世价值”等等，当自由主义者们在用“中国”发言时取得中国老百姓的授权吗？即使你们自由主义者们默认那些发言代表了你们，那取得左派的授权吗？没有的话你们怎么能代表“中国”吗？难道左派就高兴你们代表吗？再说了，大家可以看看那些西方人不是也总是“China”如何如何，他们取得授权吗？西方学者和记者说“中国”如何时你们怎么不去质疑呢？问题出在你们自己身上，把这种日常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作为批判武器，说白了就是在找茬儿。
　　还有一种说法更加荒诞，那就是拿民族主义卖钱，就是把几位作者打成骗子，证据就是作者们从中挣钱了。我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怎么这么理直气壮？一个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理念写成书，出版后卖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个世界不是也这样运转的吗？如果卖得好，既传播了自己的理念，又挣了钞票，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自由主义者写书可以卖钱，左派也可以，民族主义者当然也可以，拜托找茬也应该有点水准。不过《中国不高兴》书中一篇附文也批判一个叫崔卫平的人拿自由主义卖钱，这篇附文也真的没有水准，道理同上。
　　不过我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自由主义者真的看这本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书中的观点和推论自己无法驳倒时就更痛苦了，人性如此，所以不能勉强别人去读。不读却还想批判，那就多半瞎说了。还有一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批判并不仅仅是普通网民说的，还有一些是教授或者可以在传统媒体上写作的时评家们也如此说，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这种水准的时评家不是误人子弟吗？
　　还有一点有趣的事情，很多对《中国不高兴》批判的文字恰恰是为此书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证据。举个例子，书中不少篇幅批评中国精英们崇洋媚外，对外跪着。那我们看看书出来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批判时表示：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这个精英的说法恰恰是书中所批判的，那到底是谁在批判谁？
　　二． 我对《中国不高兴》的看法
　　首先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上学时学的也是工科，所以我的看法可能是粗鄙、肤浅甚至是错误的，不过它却是我真实的看法。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其实不能简单的用宣扬民族主义来概括，它还涉及很多方面，如内政，军事，文艺等等。所以说当我们从媒体来得到信息是要警惕，媒体呈现的可能是不全面的。
　　这本书的确宣扬了民族主义，但是从中外的好多评论来看，似乎是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这本书中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是所有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民族主义似乎是铁板一块。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虽然大致可这样区分，但是左派和右派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因此中国民族主义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极端的和温和的。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嘴上虽然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心里早就认为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是“极端的”，这不是诛心之论，而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来不区分哪些是“温和的”，而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批判。不用讳言，我本人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虽然认同《中国不高兴》的很多观点，同时对有些观点也不认同。此书到底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现在还说不清楚，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回头来看，此书也许还是温和的。
　　这本书有两个最刺激人的观点，那就是“持剑经商”和“打碎拳坛，除暴安良”。刚开始看到这两个观点我也很惊讶，经过思考后我来说说我对这两点的看法。
　　“持剑经商”初听起来确实吓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宣传都不是这样的。不过这种说法让人回过头来思考。回顾历史，近代大国崛起无不是“持剑经商”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例外。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想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记得以前央视曾经放映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这个片子讲了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近代一个个大国的崛起，这些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实都伴随着武力，都伴随着侵略，这是这些崛起的共性，可是这部片子却不提这些，有选择的告诉我们，这种有选择的讲历史使我们难以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当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但要使外国人相信这一点是很难的：第一，他们正是基于上面所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感到你崛起很难避免使用武力；第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可能很得意这个名字，觉得这样不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可惜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崛起”本身就是威胁，不管是武力还是和平，“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既得利益者要是不感到威胁才怪呢？世界上最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是哪些人呢？恰恰是中国人，这其实证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并不大，但是这还是不能打消“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不少中国人会说今天的世界与过去不一样了，文明了，不是比谁的拳头厉害了。真的是如此吗？我怎么看到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的确是文明和平了，可是丛林法则依然是它运行的潜规则。大家从萨达姆和金正日的不同遭遇难道还看不出这一点吗？今日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实力依然是硬道理。
　　中国有一些人指责《中国不高兴》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会给“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这些指责并不错，问题是没有这本书很多西方人还是觉得威胁。大家不是讲言论自由吗？几个中国民间人士写的一本书岂能作为中国威胁的证据，那不知中国有多少人出书鼓吹西方的方方面面，要“攀高还来不及”，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中国和善”的证据呢？还有一些人指责这本书破坏了中国的韬光养晦，使西方人警觉了，我们还是要韬光养晦。这种指责我觉得非常搞笑，试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老是说要韬光养晦，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整天这样大声讲西方人听不见？或者说听不懂？我就奇怪，一个韬光养晦的人整日里大声说我在韬光养晦呢，这又算什么韬光养晦呢？西方人听了不就理解你的战略意图了吗？我们自己还觉得他们不知道似的，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的，装都装不像，何必呢？我同意书中所说的要大力发展国防，那是为了不受欺负。我同意要持剑经商，那是为了对付国家贸易中的骗子和无赖，但我们自己不能成为无赖，这一点我对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
　　书中还有一点中国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我看还是算了吧！管理这个世界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类似于二战前的美国，自己已经无比强大，但是并不去多管别人，那时美国的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而在国际事务中，这两国远比美国活跃。现在美国管理这个世界，管了别人说它霸权，夹带私货等等，不管了别人又说它不负责任。我们过好自己的，何必陷入这些麻烦呢？管理世界的事总是有人很热心的，我们何必操这个心呢？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类似于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说出了很多被遮蔽的事实，虽然它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激起一场讨论本身对中国是有益的，同时这本书打破了一些语言霸权，发出了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对于言论自由而言也是有益的。

黑人

世界政治中最有权势的人是黑人。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黑人。

地球上最知名的媒体人是黑人。

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尔夫选手是黑人。

世界上最顶级的女网球运动员是黑人。

世界上挣钱最多的演员是黑人。

阳光下最聪明的天体物理学家是黑人。

世界上最成功的脑外科医生是黑人。

在这个星球上跑的最快的人是黑人。

噢噢，迈克尔杰克逊应该踢自己的屁股了。

zt: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摩罗

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闻名于世，他的逝世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
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高高在上，作为一个阶层具有坚实的自信和自负，几乎不屑于自审自省。可是，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节节败退，羞恼无以自持，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国民劣根性乍一看当然是指整个民族，但从其代表人物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当我们批评“丑陋的中国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多半是这些不幸的人们。
穷人的缺点总是最多的，因为富人的挑剔总是最有权威。失败者的品格总是可疑的，因为这一切由胜利者说了算。中国既是这样的失败者，也是这样的穷人。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时期，那里的印第安奴隶因为不堪折磨常常集体自杀。西班牙学者在总结印第安人“国民性”时，赫然写上一条：他们不热爱生活，天生具有结伴自杀倾向。印第安人只能任由这种无耻的诬陷流行几百年之久，因为他们无法掌握话语权。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
最为要命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在以哥伦布航海抵达美洲大陆为开端的几百年殖民运动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后起之秀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他们所表现的残忍、凶狠、诡诈、贪婪，无不达到人性的极至。无数岛屿和地区被他们屠杀得不剩一个居民。英国人在自己国家严禁鸦片，可是却用枪炮逼着中国进口他们的鸦片。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人对华外交的中心工作就是耍尽花招要求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掠夺和残杀，比起中国的战国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跟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所谓“文明”相距十万八千里。
在这样的强盗面前，全世界无一例外地沦为他们的掠夺对象，没有一家幸免者（连日本也一度是他们的掠夺对象）。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满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设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机制，奉行较为和平的政治协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难道有什么优越于中国的国民性吗？他们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经过借鉴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迅速扭转了备受荷兰、英国、美国、俄国敲诈勒索的厄运。他们不但及时从那一系列掠夺性条约中逃脱出来，而且蛮横地加入了与强盗们分赃的行列。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是执着于所谓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在西方人的枪炮下委屈那么长久吗？
我们并没有因为西方人的烧杀抢掠而总结出西方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因为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欧洲性”问题，而是人性问题。这样的勾当咱们的老祖先在秦灭六国时也干过不少，所有的人群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经“人性恶”严重发作，抓住这些“恶”或者它的反面总结出所谓国民性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先进”与“落后”、“进取”与“保守”、“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理论话语支配下，先进的欧洲人征服落后的非欧洲人、进取的欧洲人掠夺保守的非欧洲人、自由的欧洲人奴役专制的非欧洲人、文明的欧洲人屠杀野蛮的非欧洲人、文明性的欧洲人改造野蛮性的非欧洲人，都是充满正义性质的。所以，殖民屠杀乃是代表人类进步趋势的，是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伟大事业。
我们因为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如果我们的知识精英一直热衷于将国民引入自虐的深渊，那么谁来进行坚实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
自审总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则往往导致严重的自伤，谁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永远这样“自伤”下去？但愿鲁迅和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我们不需自卑，不需自虐。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要以所谓“国民劣根性”、“中国国情”等等莫须有的理由拒绝这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