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众已经习惯于一个极为流行，却完全是虚假的说法，那就是西方之所以和中国有摩擦、闹矛盾，是因为中国不愿意“全盘西化”。再没有比这种说法离事实更远的了。虽然笔者和其他少数中国作者曾竭力指出过这一点，却没有多少人倾听。法国学者若泽·弗雷什《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在中国的出版，应该会更为有力的纠正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这个错误认识。
其实许许多多的西方人并不希望中国“全盘西化”，至少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不希望中国人“全盘西化”，那就是生活方式（而如果在一个这么重要的领域不能西化，其他方面还能顺利西化吗？要知道，一个社会的各个部分往往互相关联的啊）。若泽·弗雷什在《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说得非常明白，他非常希望中国人的一项“美德”保持下去，这个“美德”就是满足于几千年来极为匮乏的物质生活，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还总是“笑”，通过“精神愉悦”来得到“健康的身体”，否则，世界就要面临大劫了。然而，据这位法国学者说，中国的这种“精神愉悦”的古老价值观正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这就危险了：“如果中国人哪天丢掉了他们的价值观，忘记了他们如此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会不会变成4500年来它一直不曾充当的角色：一个好战的国家？所以我说，中国不笑的时候，世界会哭。”
不希望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享有充足的营养，乃至其他更为耗费资源的物质生活享受，恐怕是今天的西方人普遍的心态。笔者甚至认为，他们在诸如最近支持藏独、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等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不满，主要缘由就是这种心态，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和政体上的分歧。君不见，德国的牛奶一涨价，媒体上就是一片抱怨声，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一样，也开始喝牛奶了；就连德国的圣诞树涨价，都被媒体归结为是中国人开始消费圣诞树的缘故——这当然是太离谱了：迄今为止，中国家庭对于圣诞树的消费仍旧可以忽略不计。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支持这种说法：世界粮食紧张是因为印度人多吃了一顿饭，中国人开始喝牛奶了。
问题是，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权利像西方人一样喝牛奶呢？如果中国人有权利像西方人一样喝牛奶，那么造成世界粮食紧张的是迄今为止实际上仍然很少喝牛奶的中国人，还是因为营养过剩而患上各种心血管疾病，并把大量的粮食制成燃料灌到汽车里烧掉的西方人呢？答案是明显的。关于这个问题，若泽·弗雷什作为法国总统文化顾问，还是十分懂得“政治正确性”的，他承认：“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享受跟我们一样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呢？”那么，他说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据他自己说是为了中国好：“我所担心的是，中国人经济条件的改善是以大笔负债作为代价，中产阶级拉着的大车将会越来越沉重。这几亿劳动者能够想象自己很可能整个后半生都在偿还银行利息吗？”许许多多的中国学者也在附和这个调子。据这些中国学者的看法，中国什么都应该西化，都能西化，唯独在物质消费上不应该西化，不能西化，否则，我们中国人就会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
然而，就算中国没有受到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的强烈冲击，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真的有那么独特吗？根本没有。以为中国人过去是一个像大熊猫一样，可以吃吃别人根本不吃的竹子，就自得其乐、心满意足的民族，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误解。如果中国人是那样一个民族，那么，就应该像今天的大熊猫一样濒临灭绝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不和平的年代，比如说，战国时期（距今只有两千多年，远够不上4500年），你只要听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后来为什么变得非常和平了呢？绝不是因为像若泽·弗雷什所说的那样：“中国一直是一个贫穷的人口大国，所以发明了一种非常适合这种特点的价值体系”，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成为了前现代时期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大国，长时间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若泽·弗雷什号称“中国通”，但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个错误主要不能怪他，而要怪那些给予他和其他西方人这种认识的中国学者们。坦率地说，自中西碰撞以来，几代中国学者之所以极力向西方人描绘这样一个中国，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那时的中国太贫弱了。
时至今天，中国人其实像西方人一样，享受不到充裕的物质生活就会不笑，会哭，这一点应该是瞒不住了：看一看当今囊括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强烈的发展冲动吧。如果中国人不笑了，中国人哭了，这个世界恐怕还真是高兴不起来的了。怎么办呢？若泽·弗雷什，还有不少中国学者，提出的最佳解决方案似乎是让中国人回到“安贫乐道”的“过去”。姑且不论现在的中国人愿不愿意“回去”，事实是那个“过去”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作为西方人，若泽·弗雷什并没有像那些执着的中国学者那样，一定相信中国能够回到“安贫乐道”的“过去”，他更多的还是担忧中国回不去——这一点他完全正确，但他错在了以为这是由于中国人受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才这样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说穿了就是这种担心，担心中国人会和西方一样——这里要顺便说一句，西方人对于“中国威胁”的担心不仅仅限于生活方式，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如历史学家维克多·汉森，还担心中国人一旦学会了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就会大大提高军事效能，和西方人一样好战。这可能是让很多中国人大跌眼镜的：西方人感到中国对于他们会是个威胁，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效仿他们，而是怕中国人效仿他们。如果不是作为西方人的若泽·弗雷什和其他西方学者自己这么说，很多中国人是绝不会，也不肯相信的。
然而，担心也罢，恐惧也罢，问题总得解决，总不能大家干等着一起哭死。刚才说了，让中国或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回到“安贫乐道”的“过去”不是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中国人享受到与西方人越来越接近的现代文明成果。为此，中国人当然首先自己应该作出努力——谁还能说他们今天不够努力或努力得不够有效吗。另外，西方人如果真的认识到“中国不笑，世界会哭”，那么，就请你们多费心，别让中国人哭，用你们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参与中国的发展，在这个自然资源日趋紧张的世界上帮助中国人分享到更多的现代文明成果，同时取得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缓解自己的衰退的回报。平心而论，西方人两件事都干了，一件事是谩骂和仇恨中国人对于现代文明成果的分享，另一件事是参与中国的发展。前一件事情让中国人哭，后一件事情让中国人笑。前一件事情干多了，会大家一起哭，后一件事情干多了，会大家一起笑。
人类近几百年的历史是，唯有西方人可以大量的浪费人类最宝贵的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污染环境，唯有西方人可以笑，别人都在哭。今天，这个时代恐怕要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西方人不愿意自己和别人都一起哭死的话，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认真想一想自己在这个现实中应该做些什么。
2009年4月29日 星期三
乱想《中国不高兴》
前几天逛书店，买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基本看完了，我看得还是比较认真的，今天说说我看完后的一些看法。
一． 批判此书的一些逻辑问题
看完《中国不高兴》后，我上网才知道就此书已经吵成一团了。我看了对此书的一些批评或攻击意见，我感觉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有必要说一下。
首先，有一些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辱骂，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批判，那些污言秽语实在让人不愿在此举例，这些文章的作者看来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也可称为右派。这一派提倡宽容，多元，言论自由，可是看看这些文字，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今年看到自由主义学者袁伟时教授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启蒙还没有完成，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连自己的追随者都总是露出专制的嘴脸，都没有启蒙好，还奢谈什么启蒙全国的老百姓呢？我想，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羞于与那些整日里以捍卫自由主义为名而谩骂的战友为伍的。
其次，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对准书名的：你们几个作者有什么资格用“中国”这个词，你们用“中国”这个词得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授权吗？没授权你们怎么代表？我想这种批判是毫无意义的。中国这三十年来不是右派们一直在代表中国发言吗？诸如“中国要与西方接轨”、“中国要实践普世价值”等等，当自由主义者们在用“中国”发言时取得中国老百姓的授权吗？即使你们自由主义者们默认那些发言代表了你们，那取得左派的授权吗？没有的话你们怎么能代表“中国”吗？难道左派就高兴你们代表吗？再说了，大家可以看看那些西方人不是也总是“China”如何如何，他们取得授权吗？西方学者和记者说“中国”如何时你们怎么不去质疑呢？问题出在你们自己身上，把这种日常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作为批判武器，说白了就是在找茬儿。
还有一种说法更加荒诞，那就是拿民族主义卖钱，就是把几位作者打成骗子，证据就是作者们从中挣钱了。我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怎么这么理直气壮？一个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理念写成书，出版后卖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个世界不是也这样运转的吗？如果卖得好，既传播了自己的理念，又挣了钞票，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自由主义者写书可以卖钱，左派也可以，民族主义者当然也可以，拜托找茬也应该有点水准。不过《中国不高兴》书中一篇附文也批判一个叫崔卫平的人拿自由主义卖钱，这篇附文也真的没有水准，道理同上。
不过我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自由主义者真的看这本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书中的观点和推论自己无法驳倒时就更痛苦了，人性如此，所以不能勉强别人去读。不读却还想批判，那就多半瞎说了。还有一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批判并不仅仅是普通网民说的，还有一些是教授或者可以在传统媒体上写作的时评家们也如此说，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这种水准的时评家不是误人子弟吗？
还有一点有趣的事情，很多对《中国不高兴》批判的文字恰恰是为此书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证据。举个例子，书中不少篇幅批评中国精英们崇洋媚外，对外跪着。那我们看看书出来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批判时表示：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这个精英的说法恰恰是书中所批判的，那到底是谁在批判谁？
二． 我对《中国不高兴》的看法
首先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上学时学的也是工科，所以我的看法可能是粗鄙、肤浅甚至是错误的，不过它却是我真实的看法。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其实不能简单的用宣扬民族主义来概括，它还涉及很多方面，如内政，军事，文艺等等。所以说当我们从媒体来得到信息是要警惕，媒体呈现的可能是不全面的。
这本书的确宣扬了民族主义，但是从中外的好多评论来看，似乎是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这本书中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是所有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民族主义似乎是铁板一块。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虽然大致可这样区分，但是左派和右派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因此中国民族主义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极端的和温和的。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嘴上虽然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心里早就认为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是“极端的”，这不是诛心之论，而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来不区分哪些是“温和的”，而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批判。不用讳言，我本人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虽然认同《中国不高兴》的很多观点，同时对有些观点也不认同。此书到底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现在还说不清楚，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回头来看，此书也许还是温和的。
这本书有两个最刺激人的观点，那就是“持剑经商”和“打碎拳坛，除暴安良”。刚开始看到这两个观点我也很惊讶，经过思考后我来说说我对这两点的看法。
“持剑经商”初听起来确实吓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宣传都不是这样的。不过这种说法让人回过头来思考。回顾历史，近代大国崛起无不是“持剑经商”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例外。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想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记得以前央视曾经放映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这个片子讲了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近代一个个大国的崛起，这些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实都伴随着武力，都伴随着侵略，这是这些崛起的共性，可是这部片子却不提这些，有选择的告诉我们，这种有选择的讲历史使我们难以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当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但要使外国人相信这一点是很难的：第一，他们正是基于上面所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感到你崛起很难避免使用武力；第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可能很得意这个名字，觉得这样不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可惜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崛起”本身就是威胁，不管是武力还是和平，“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既得利益者要是不感到威胁才怪呢？世界上最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是哪些人呢？恰恰是中国人，这其实证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并不大，但是这还是不能打消“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不少中国人会说今天的世界与过去不一样了，文明了，不是比谁的拳头厉害了。真的是如此吗？我怎么看到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的确是文明和平了，可是丛林法则依然是它运行的潜规则。大家从萨达姆和金正日的不同遭遇难道还看不出这一点吗？今日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实力依然是硬道理。
中国有一些人指责《中国不高兴》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会给“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这些指责并不错，问题是没有这本书很多西方人还是觉得威胁。大家不是讲言论自由吗？几个中国民间人士写的一本书岂能作为中国威胁的证据，那不知中国有多少人出书鼓吹西方的方方面面，要“攀高还来不及”，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中国和善”的证据呢？还有一些人指责这本书破坏了中国的韬光养晦，使西方人警觉了，我们还是要韬光养晦。这种指责我觉得非常搞笑，试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老是说要韬光养晦，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整天这样大声讲西方人听不见？或者说听不懂？我就奇怪，一个韬光养晦的人整日里大声说我在韬光养晦呢，这又算什么韬光养晦呢？西方人听了不就理解你的战略意图了吗？我们自己还觉得他们不知道似的，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的，装都装不像，何必呢？我同意书中所说的要大力发展国防，那是为了不受欺负。我同意要持剑经商，那是为了对付国家贸易中的骗子和无赖，但我们自己不能成为无赖，这一点我对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
书中还有一点中国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我看还是算了吧！管理这个世界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类似于二战前的美国，自己已经无比强大，但是并不去多管别人，那时美国的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而在国际事务中，这两国远比美国活跃。现在美国管理这个世界，管了别人说它霸权，夹带私货等等，不管了别人又说它不负责任。我们过好自己的，何必陷入这些麻烦呢？管理世界的事总是有人很热心的，我们何必操这个心呢？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类似于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说出了很多被遮蔽的事实，虽然它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激起一场讨论本身对中国是有益的，同时这本书打破了一些语言霸权，发出了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对于言论自由而言也是有益的。
一． 批判此书的一些逻辑问题
看完《中国不高兴》后，我上网才知道就此书已经吵成一团了。我看了对此书的一些批评或攻击意见，我感觉在逻辑上站不住脚，有必要说一下。
首先，有一些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辱骂，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批判，那些污言秽语实在让人不愿在此举例，这些文章的作者看来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也可称为右派。这一派提倡宽容，多元，言论自由，可是看看这些文字，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今年看到自由主义学者袁伟时教授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启蒙还没有完成，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连自己的追随者都总是露出专制的嘴脸，都没有启蒙好，还奢谈什么启蒙全国的老百姓呢？我想，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羞于与那些整日里以捍卫自由主义为名而谩骂的战友为伍的。
其次，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对准书名的：你们几个作者有什么资格用“中国”这个词，你们用“中国”这个词得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授权吗？没授权你们怎么代表？我想这种批判是毫无意义的。中国这三十年来不是右派们一直在代表中国发言吗？诸如“中国要与西方接轨”、“中国要实践普世价值”等等，当自由主义者们在用“中国”发言时取得中国老百姓的授权吗？即使你们自由主义者们默认那些发言代表了你们，那取得左派的授权吗？没有的话你们怎么能代表“中国”吗？难道左派就高兴你们代表吗？再说了，大家可以看看那些西方人不是也总是“China”如何如何，他们取得授权吗？西方学者和记者说“中国”如何时你们怎么不去质疑呢？问题出在你们自己身上，把这种日常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作为批判武器，说白了就是在找茬儿。
还有一种说法更加荒诞，那就是拿民族主义卖钱，就是把几位作者打成骗子，证据就是作者们从中挣钱了。我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怎么这么理直气壮？一个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理念写成书，出版后卖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个世界不是也这样运转的吗？如果卖得好，既传播了自己的理念，又挣了钞票，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自由主义者写书可以卖钱，左派也可以，民族主义者当然也可以，拜托找茬也应该有点水准。不过《中国不高兴》书中一篇附文也批判一个叫崔卫平的人拿自由主义卖钱，这篇附文也真的没有水准，道理同上。
不过我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自由主义者真的看这本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书中的观点和推论自己无法驳倒时就更痛苦了，人性如此，所以不能勉强别人去读。不读却还想批判，那就多半瞎说了。还有一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批判并不仅仅是普通网民说的，还有一些是教授或者可以在传统媒体上写作的时评家们也如此说，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这种水准的时评家不是误人子弟吗？
还有一点有趣的事情，很多对《中国不高兴》批判的文字恰恰是为此书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证据。举个例子，书中不少篇幅批评中国精英们崇洋媚外，对外跪着。那我们看看书出来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批判时表示：我们这么落后，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这个精英的说法恰恰是书中所批判的，那到底是谁在批判谁？
二． 我对《中国不高兴》的看法
首先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上学时学的也是工科，所以我的看法可能是粗鄙、肤浅甚至是错误的，不过它却是我真实的看法。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其实不能简单的用宣扬民族主义来概括，它还涉及很多方面，如内政，军事，文艺等等。所以说当我们从媒体来得到信息是要警惕，媒体呈现的可能是不全面的。
这本书的确宣扬了民族主义，但是从中外的好多评论来看，似乎是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这本书中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是所有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民族主义似乎是铁板一块。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虽然大致可这样区分，但是左派和右派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因此中国民族主义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极端的和温和的。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嘴上虽然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心里早就认为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是“极端的”，这不是诛心之论，而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来不区分哪些是“温和的”，而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批判。不用讳言，我本人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虽然认同《中国不高兴》的很多观点，同时对有些观点也不认同。此书到底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现在还说不清楚，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回头来看，此书也许还是温和的。
这本书有两个最刺激人的观点，那就是“持剑经商”和“打碎拳坛，除暴安良”。刚开始看到这两个观点我也很惊讶，经过思考后我来说说我对这两点的看法。
“持剑经商”初听起来确实吓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宣传都不是这样的。不过这种说法让人回过头来思考。回顾历史，近代大国崛起无不是“持剑经商”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例外。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想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记得以前央视曾经放映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这个片子讲了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近代一个个大国的崛起，这些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实都伴随着武力，都伴随着侵略，这是这些崛起的共性，可是这部片子却不提这些，有选择的告诉我们，这种有选择的讲历史使我们难以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当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但要使外国人相信这一点是很难的：第一，他们正是基于上面所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感到你崛起很难避免使用武力；第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可能很得意这个名字，觉得这样不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可惜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崛起”本身就是威胁，不管是武力还是和平，“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既得利益者要是不感到威胁才怪呢？世界上最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是哪些人呢？恰恰是中国人，这其实证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并不大，但是这还是不能打消“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不少中国人会说今天的世界与过去不一样了，文明了，不是比谁的拳头厉害了。真的是如此吗？我怎么看到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的确是文明和平了，可是丛林法则依然是它运行的潜规则。大家从萨达姆和金正日的不同遭遇难道还看不出这一点吗？今日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实力依然是硬道理。
中国有一些人指责《中国不高兴》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会给“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这些指责并不错，问题是没有这本书很多西方人还是觉得威胁。大家不是讲言论自由吗？几个中国民间人士写的一本书岂能作为中国威胁的证据，那不知中国有多少人出书鼓吹西方的方方面面，要“攀高还来不及”，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中国和善”的证据呢？还有一些人指责这本书破坏了中国的韬光养晦，使西方人警觉了，我们还是要韬光养晦。这种指责我觉得非常搞笑，试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老是说要韬光养晦，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整天这样大声讲西方人听不见？或者说听不懂？我就奇怪，一个韬光养晦的人整日里大声说我在韬光养晦呢，这又算什么韬光养晦呢？西方人听了不就理解你的战略意图了吗？我们自己还觉得他们不知道似的，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的，装都装不像，何必呢？我同意书中所说的要大力发展国防，那是为了不受欺负。我同意要持剑经商，那是为了对付国家贸易中的骗子和无赖，但我们自己不能成为无赖，这一点我对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
书中还有一点中国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我看还是算了吧！管理这个世界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类似于二战前的美国，自己已经无比强大，但是并不去多管别人，那时美国的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而在国际事务中，这两国远比美国活跃。现在美国管理这个世界，管了别人说它霸权，夹带私货等等，不管了别人又说它不负责任。我们过好自己的，何必陷入这些麻烦呢？管理世界的事总是有人很热心的，我们何必操这个心呢？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类似于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说出了很多被遮蔽的事实，虽然它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激起一场讨论本身对中国是有益的，同时这本书打破了一些语言霸权，发出了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对于言论自由而言也是有益的。
2009年4月18日 星期六
2009年4月14日 星期二
zt:但愿柏杨的“自虐时代”就此结束/摩罗
柏杨先生以《丑陋的中国人》闻名于世，他的逝世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
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高高在上，作为一个阶层具有坚实的自信和自负，几乎不屑于自审自省。可是，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节节败退，羞恼无以自持，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国民劣根性乍一看当然是指整个民族，但从其代表人物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当我们批评“丑陋的中国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多半是这些不幸的人们。
穷人的缺点总是最多的，因为富人的挑剔总是最有权威。失败者的品格总是可疑的，因为这一切由胜利者说了算。中国既是这样的失败者，也是这样的穷人。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时期，那里的印第安奴隶因为不堪折磨常常集体自杀。西班牙学者在总结印第安人“国民性”时，赫然写上一条：他们不热爱生活，天生具有结伴自杀倾向。印第安人只能任由这种无耻的诬陷流行几百年之久，因为他们无法掌握话语权。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
最为要命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在以哥伦布航海抵达美洲大陆为开端的几百年殖民运动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后起之秀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他们所表现的残忍、凶狠、诡诈、贪婪，无不达到人性的极至。无数岛屿和地区被他们屠杀得不剩一个居民。英国人在自己国家严禁鸦片，可是却用枪炮逼着中国进口他们的鸦片。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人对华外交的中心工作就是耍尽花招要求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掠夺和残杀，比起中国的战国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跟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所谓“文明”相距十万八千里。
在这样的强盗面前，全世界无一例外地沦为他们的掠夺对象，没有一家幸免者（连日本也一度是他们的掠夺对象）。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满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设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机制，奉行较为和平的政治协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难道有什么优越于中国的国民性吗？他们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经过借鉴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迅速扭转了备受荷兰、英国、美国、俄国敲诈勒索的厄运。他们不但及时从那一系列掠夺性条约中逃脱出来，而且蛮横地加入了与强盗们分赃的行列。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是执着于所谓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在西方人的枪炮下委屈那么长久吗？
我们并没有因为西方人的烧杀抢掠而总结出西方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因为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欧洲性”问题，而是人性问题。这样的勾当咱们的老祖先在秦灭六国时也干过不少，所有的人群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经“人性恶”严重发作，抓住这些“恶”或者它的反面总结出所谓国民性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先进”与“落后”、“进取”与“保守”、“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理论话语支配下，先进的欧洲人征服落后的非欧洲人、进取的欧洲人掠夺保守的非欧洲人、自由的欧洲人奴役专制的非欧洲人、文明的欧洲人屠杀野蛮的非欧洲人、文明性的欧洲人改造野蛮性的非欧洲人，都是充满正义性质的。所以，殖民屠杀乃是代表人类进步趋势的，是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伟大事业。
我们因为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如果我们的知识精英一直热衷于将国民引入自虐的深渊，那么谁来进行坚实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
自审总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则往往导致严重的自伤，谁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永远这样“自伤”下去？但愿鲁迅和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我们不需自卑，不需自虐。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要以所谓“国民劣根性”、“中国国情”等等莫须有的理由拒绝这种建设。
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高高在上，作为一个阶层具有坚实的自信和自负，几乎不屑于自审自省。可是，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节节败退，羞恼无以自持，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国民劣根性乍一看当然是指整个民族，但从其代表人物鲁迅的小说创作来看，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当我们批评“丑陋的中国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多半是这些不幸的人们。
穷人的缺点总是最多的，因为富人的挑剔总是最有权威。失败者的品格总是可疑的，因为这一切由胜利者说了算。中国既是这样的失败者，也是这样的穷人。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时期，那里的印第安奴隶因为不堪折磨常常集体自杀。西班牙学者在总结印第安人“国民性”时，赫然写上一条：他们不热爱生活，天生具有结伴自杀倾向。印第安人只能任由这种无耻的诬陷流行几百年之久，因为他们无法掌握话语权。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
最为要命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批判中国国民性时，其潜在的参照对象正是那些杀遍世界的西方人。在以哥伦布航海抵达美洲大陆为开端的几百年殖民运动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后起之秀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他们所表现的残忍、凶狠、诡诈、贪婪，无不达到人性的极至。无数岛屿和地区被他们屠杀得不剩一个居民。英国人在自己国家严禁鸦片，可是却用枪炮逼着中国进口他们的鸦片。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人对华外交的中心工作就是耍尽花招要求中国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至于西方列强之间的掠夺和残杀，比起中国的战国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跟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所谓“文明”相距十万八千里。
在这样的强盗面前，全世界无一例外地沦为他们的掠夺对象，没有一家幸免者（连日本也一度是他们的掠夺对象）。中国当时没有抵挡之力，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劣根性，主要乃是由于满清皇室把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满足于拿全国人民做他们保卫皇权的抵押，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及时调整和改革政治制度。我们跟西方主要的差距根本不是人性或者国民性方面的，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西方人的优秀之处，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建设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机制，奉行较为和平的政治协商和利益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于他们有一个能够为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而效力的政府。这方面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难道有什么优越于中国的国民性吗？他们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们经过借鉴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迅速扭转了备受荷兰、英国、美国、俄国敲诈勒索的厄运。他们不但及时从那一系列掠夺性条约中逃脱出来，而且蛮横地加入了与强盗们分赃的行列。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不是执着于所谓国民性的批判，而是一直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在西方人的枪炮下委屈那么长久吗？
我们并没有因为西方人的烧杀抢掠而总结出西方人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因为这本不是“西方性”或者“欧洲性”问题，而是人性问题。这样的勾当咱们的老祖先在秦灭六国时也干过不少，所有的人群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经“人性恶”严重发作，抓住这些“恶”或者它的反面总结出所谓国民性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这几代中国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先进”与“落后”、“进取”与“保守”、“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理论话语支配下，先进的欧洲人征服落后的非欧洲人、进取的欧洲人掠夺保守的非欧洲人、自由的欧洲人奴役专制的非欧洲人、文明的欧洲人屠杀野蛮的非欧洲人、文明性的欧洲人改造野蛮性的非欧洲人，都是充满正义性质的。所以，殖民屠杀乃是代表人类进步趋势的，是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伟大事业。
我们因为急于向这种胜利者的文化思想靠近，神不知鬼不觉地认可了这种种邪说。
对照着“内修文明、外施暴力”的西方世界来寻找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是近代以来一条错误的文化思路。可是知识精英们的思想一旦进入了这样的路径，一时就难于回头。他们如此擅长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当他们的反思进入自虐状态时，他们对于自己的自虐状态却缺乏足够的反思，以至于长驱直入一百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自虐倾向的集中表现，它使得自虐心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此以后，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在鲁迅之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五四运动以来所圈定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一些表面化的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因为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更加深广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受害者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屠杀和掠夺。这种教育使得自虐心理内化为我们的本能，以至于一提起国人的某些缺点，我们就本能地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表现出厌恶和蔑视。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如果我们的知识精英一直热衷于将国民引入自虐的深渊，那么谁来进行坚实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
自审总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则往往导致严重的自伤，谁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永远这样“自伤”下去？但愿鲁迅和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我们不需自卑，不需自虐。我们完全能够建设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不要以所谓“国民劣根性”、“中国国情”等等莫须有的理由拒绝这种建设。
2009年3月24日 星期二
zt：危机时代 民族主义情结渗入时尚领域
路透巴黎3月23日电(记者 Sophie Hardach)---当下民族主义情结弄潮时尚，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时尚潮流，在薇薇恩・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时装秀上，时尚买家Amanda Ware圈出了她眼中伦敦的新潮流：怪异的帽子、时髦的围巾--以及点缀以英国国旗图案的英国造饰品。
本月巴黎时装秀上多名时尚买手都表示，最近购物兴起民族主义情结，尤其是伦敦，不过该城市在危机之前可是以多元文化之都而自豪不已的。
Ware负责为伦敦的奢侈品店“Fortnum & Mason”采购饰品，她说：“我感觉现在到处蔓延着民族情绪。”经济繁荣时期，她采购的法国及意大利品牌比英国的更受欢迎，现在情况就不同了。
Ware适时调整了采购策略，现在买的都是明显英国化的饰品，如印有伦敦城标志的“Paul Smith”围巾，虽然零售总体趋于低迷，但她依然非常看好这些围巾的行情。
她说：“许多人都支持‘Vivienne Westwood’与‘Paul Smith’这两个品牌，这是本季需求最为旺盛的。”
“Vivienne Westwood以格子呢见长，而Paul Smith则更擅长国旗装饰。这可是过去8至12周的流行元素。”
无论是工人们抗议外国人抢了饭碗，还是政府力救本地工业，时尚界高管们看准的就是全球保护主义浪潮的兴起。
世界银行在本月的一份报告中称，自去年11月份以来，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已经有17个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报告称：“贸易保护抬头，经济衰退的影响仍未全部显现。”
购物中的爱国情绪表明，民族主义已经渗入中产阶级，购买数百英镑的名牌饰品时，这种情绪开始左右他们的选择。
现在流行买国货
Liberty of London公司执行长Geoffrey de La Bourdonnaye在巴黎的Christian Lacroix时装秀上说：“我认为人们购买国产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时尚界也存在这个问题。”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一直热烈倡导全球化，而眼下英国的保护主义情绪却看似最为强烈。
法国也出台了保护主义政策，如向汽车行业提供援助等。但设计师及零售商们表示，并不特别热衷于购买法国品牌。
美国上月因“购买美国货”条款招致众人指责，当下印有奥巴马标志的服饰备受青睐，不过时尚的纽约人却认为，穿着国旗等民族标志的服装是一种右翼观点的表达。
“英国一直有购买国货的倾向，这有两个原因。有环保的原因，也有国家自豪感作祟--英国人一向很为本国的产品自豪不已--而现在购买英国货也更便宜。”de La Bourdonnaye说道，他指的是英镑贬值。(完)
本月巴黎时装秀上多名时尚买手都表示，最近购物兴起民族主义情结，尤其是伦敦，不过该城市在危机之前可是以多元文化之都而自豪不已的。
Ware负责为伦敦的奢侈品店“Fortnum & Mason”采购饰品，她说：“我感觉现在到处蔓延着民族情绪。”经济繁荣时期，她采购的法国及意大利品牌比英国的更受欢迎，现在情况就不同了。
Ware适时调整了采购策略，现在买的都是明显英国化的饰品，如印有伦敦城标志的“Paul Smith”围巾，虽然零售总体趋于低迷，但她依然非常看好这些围巾的行情。
她说：“许多人都支持‘Vivienne Westwood’与‘Paul Smith’这两个品牌，这是本季需求最为旺盛的。”
“Vivienne Westwood以格子呢见长，而Paul Smith则更擅长国旗装饰。这可是过去8至12周的流行元素。”
无论是工人们抗议外国人抢了饭碗，还是政府力救本地工业，时尚界高管们看准的就是全球保护主义浪潮的兴起。
世界银行在本月的一份报告中称，自去年11月份以来，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中已经有17个国家变相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报告称：“贸易保护抬头，经济衰退的影响仍未全部显现。”
购物中的爱国情绪表明，民族主义已经渗入中产阶级，购买数百英镑的名牌饰品时，这种情绪开始左右他们的选择。
现在流行买国货
Liberty of London公司执行长Geoffrey de La Bourdonnaye在巴黎的Christian Lacroix时装秀上说：“我认为人们购买国产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时尚界也存在这个问题。”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一直热烈倡导全球化，而眼下英国的保护主义情绪却看似最为强烈。
法国也出台了保护主义政策，如向汽车行业提供援助等。但设计师及零售商们表示，并不特别热衷于购买法国品牌。
美国上月因“购买美国货”条款招致众人指责，当下印有奥巴马标志的服饰备受青睐，不过时尚的纽约人却认为，穿着国旗等民族标志的服装是一种右翼观点的表达。
“英国一直有购买国货的倾向，这有两个原因。有环保的原因，也有国家自豪感作祟--英国人一向很为本国的产品自豪不已--而现在购买英国货也更便宜。”de La Bourdonnaye说道，他指的是英镑贬值。(完)
“购买中国货”从民间开始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自己的救市计划中加入了“购买美国货”条款，招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广泛的批评，但是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的方案中还是保留了了这一条款。中国政府对此的批判是比较卖力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而出口又严重依赖美国，本来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的需求大大减少，如果美国政府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对中国的出口无疑是雪上加霜。
中国和其他国家提醒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结果导致其它国家的报复，反而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其实今日的美国和当年的美国是不同的，那时的美国是贸易顺差国，也是对出口有较大依赖的，当时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就像今日的贸易顺差大国中国首先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那是比较蠢的。今日的美国是严重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它的贸易保护对自己的好处可能要大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期。其实美国即使是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中国也不必过分惊慌，它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科技方面的东西，中国进入美国是很难的，看看华为公司在美国市场的跌跌撞撞就知道了。鉴于美国本身基本上不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无论出现多少“购买美国货”条款，这些产品还是要从中国进口。因此，中国不必太害怕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金融危机使美欧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上升，购买力下降，这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在欧美发生的金融危机传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实业危机。中国主要生产出口产品的南方，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这使得这次危机对中国南方的影响远大于对中国北方的影响。
据经济学家们说，出口、投资和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出口瘸腿了，政府就用扩大内需的办法来应对，而投资和消费都属于内需。看来政府这一次还是主要通过投资来扩大内需，而消费显然不是马上能起来的，当下甚至可能萎缩。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要真的想长久地健康发展，其实应该大幅度提高消费需求，使消费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更高的比例，同时这样也能改善中国对出口的严重依赖。要提高消费，首先要有消费能力，其次要敢于消费。可喜的是这两点政府目前都在做出努力，如温总理报告提出想方设法提高普通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敢于消费就要求国家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政府也在加大投入。可是这两点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恐怕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这对今日的危机似乎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么今日的消费是否就对中国走出危机没什么帮助吗？难道当下我们只能依赖投资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比如从民间着手“购买中国货”就能帮助我们在当下消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我们走出危机的效率。
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只能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谴责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政府不会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民间可以。想想如果“购买美国货”是美国民间的行为，那其它国家就不好说什么了。民间“购买中国货”可以减少西方人的指责，同时我们也不必太狭隘，我觉得只要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应该算是中国货，不用只把中国品牌当成中国货。
以前我看中国人，觉得确实是一盘散沙，可是2008年中国的表现，显现出这个国家在民族危难之时，还是很有凝聚力，很有战斗力的。当外部压迫消失时，就又成了散沙。很对人都惊讶中国人的变化，其实根本就没有变，我们还是那个我们。现在，这次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到底何时结束，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也许今明两年就过去了，也许像日本那样整个十年八年的，这都说不准。因此，我们民间应该为自己考虑，来一场“购买中国货”的运动，这也是一场中国人的自救行为。想一想，如果一部分人或企业放弃购买进口货，而买了中国产品，也许有些中国工厂就能生存下去，有一些人就不会失业；不失业的人，总比失业的人要敢于消费，这就又促进了消费，如此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样既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国家走出危机。如果国家走出危机，“购买中国货”也就自然结束了。
“购买中国货”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通过这样的行为，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增强我们的国家认同和爱国热情。中国人帮助中国人，中国人依靠中国人，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没有外部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会对自己的同胞挺失望的，比如道德崩溃、冷漠、损人不利己、内斗不止等等。但是当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只能依赖同胞，而且同胞也是靠得住的。多灾多难的2008年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增强了我们的自信。眼下这场危机也许真的“危”中蕴含着“机”会，它可能使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完备；它可能改变我们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它可能减少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使中国更加公正平等；它可能促进我们的产业进一步升级等等。也许多难真的能兴邦，但愿如此。（完）
中国和其他国家提醒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实施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结果导致其它国家的报复，反而使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其实今日的美国和当年的美国是不同的，那时的美国是贸易顺差国，也是对出口有较大依赖的，当时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就像今日的贸易顺差大国中国首先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那是比较蠢的。今日的美国是严重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对中国，它的贸易保护对自己的好处可能要大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期。其实美国即使是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中国也不必过分惊慌，它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科技方面的东西，中国进入美国是很难的，看看华为公司在美国市场的跌跌撞撞就知道了。鉴于美国本身基本上不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无论出现多少“购买美国货”条款，这些产品还是要从中国进口。因此，中国不必太害怕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金融危机使美欧这些国家的失业率上升，购买力下降，这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出口；由于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在欧美发生的金融危机传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实业危机。中国主要生产出口产品的南方，工厂大量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这使得这次危机对中国南方的影响远大于对中国北方的影响。
据经济学家们说，出口、投资和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出口瘸腿了，政府就用扩大内需的办法来应对，而投资和消费都属于内需。看来政府这一次还是主要通过投资来扩大内需，而消费显然不是马上能起来的，当下甚至可能萎缩。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要真的想长久地健康发展，其实应该大幅度提高消费需求，使消费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更高的比例，同时这样也能改善中国对出口的严重依赖。要提高消费，首先要有消费能力，其次要敢于消费。可喜的是这两点政府目前都在做出努力，如温总理报告提出想方设法提高普通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敢于消费就要求国家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政府也在加大投入。可是这两点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恐怕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这对今日的危机似乎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么今日的消费是否就对中国走出危机没什么帮助吗？难道当下我们只能依赖投资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比如从民间着手“购买中国货”就能帮助我们在当下消费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我们走出危机的效率。
在现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只能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谴责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因此政府不会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民间可以。想想如果“购买美国货”是美国民间的行为，那其它国家就不好说什么了。民间“购买中国货”可以减少西方人的指责，同时我们也不必太狭隘，我觉得只要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应该算是中国货，不用只把中国品牌当成中国货。
以前我看中国人，觉得确实是一盘散沙，可是2008年中国的表现，显现出这个国家在民族危难之时，还是很有凝聚力，很有战斗力的。当外部压迫消失时，就又成了散沙。很对人都惊讶中国人的变化，其实根本就没有变，我们还是那个我们。现在，这次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到底何时结束，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也许今明两年就过去了，也许像日本那样整个十年八年的，这都说不准。因此，我们民间应该为自己考虑，来一场“购买中国货”的运动，这也是一场中国人的自救行为。想一想，如果一部分人或企业放弃购买进口货，而买了中国产品，也许有些中国工厂就能生存下去，有一些人就不会失业；不失业的人，总比失业的人要敢于消费，这就又促进了消费，如此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样既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国家走出危机。如果国家走出危机，“购买中国货”也就自然结束了。
“购买中国货”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通过这样的行为，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增强我们的国家认同和爱国热情。中国人帮助中国人，中国人依靠中国人，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没有外部危机的情况下，我们会对自己的同胞挺失望的，比如道德崩溃、冷漠、损人不利己、内斗不止等等。但是当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我们心里清楚，我们只能依赖同胞，而且同胞也是靠得住的。多灾多难的2008年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增强了我们的自信。眼下这场危机也许真的“危”中蕴含着“机”会，它可能使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完备；它可能改变我们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它可能减少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使中国更加公正平等；它可能促进我们的产业进一步升级等等。也许多难真的能兴邦，但愿如此。（完）
2009年3月22日 星期日
转基因粮食你接受吗？
最近，中国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了快车道，现在只要农业部的一纸批文就能完成商业化审批，从而正式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和我一样，对转基因农作物是稀里糊涂。可是现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产品突飞猛进，而由于它对我们大家及后代的影响不言而喻，我们还是有了解它的必要。最近我了解的情况使我有了很鲜明的观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应该暂停。
转基因农作物自从它诞生后就充满了争议，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争执就没有停过。支持派可以列举出转基因作物的种种好处，而反对派主要对它的安全性充满疑虑。现在中国已经商业化且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是棉花，中国的转基因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棉花种植面积的90%以上，不过棉花不是食品，所以它的安全性我并不很担心。世界范围内进入食品领域的转基因产品主要是大豆和玉米，而这两项产品主要用于动物饲料，进入人类的食品的还不太多。前几年一位上海的消费者与雀巢公司打官司，声称雀巢的一项产品使用了转基因原料，但是在食品包装上却没有标注。这件事当时也曾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转基因原料进入人类食品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不过作为人类主要粮食的小麦和水稻现在还没有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产品。如果中国在不久后批准8种申请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转基因产品纳入主要口粮系统的国家，也许以后我们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吃着转基因主食。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到底如何，我最近还是看了一些资料，现在美国基本上是支持转基因产品的，而欧洲基本反对转基因产品。中国对于转基因产品可以说是大力扶持，政府有专项资金投入，甚至温家宝总理也表态支持中国发展转基因粮食。
可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国人也包括我本身的事情中，是否也应该享有一点发言权？从我查看的资料中，我认为转基因食品还是有问题的。转基因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它似乎有抗虫害、抗干旱之类的作用，这有可能间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转基因粮食并不能直接增加粮食的产量，而且转基因粮食的种子价格比普通种子的价格高得多，是否经济也是一个问题。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反对派主要的理由。我虽然不懂转基因的技术，但我可以从支持派的话中来推论支持派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到底有多大把握。在2008年以前，专家们总说没有发现转基因产品对人和动物有危害，安全性没有问题，对安全性有疑虑是因为人们不懂转基因技术。而现在专家们改口说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产品对人体有害。这个微妙变化在于在2008年已经有不少报告表明转基因产品可能对其它动物有伤害，比如奥地利科学家发现转基因产品使实验老鼠的生殖能力下降，美国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玉米对小白鼠的免疫系统有威胁等等。可能有人说，我们是人，不是老鼠，怎么能把对老鼠有害就确定为对人体有害呢？那么，你是否知道很多证明某样东西对人无害的实验也是在小白鼠身上做的，因为用人来做恐怕不人道。
另外，我想“没有证据表明什么东西有害”和“这样东西无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用这样的话表明支持者也不是很有把握。传统农作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的好处和害处也被人们研究得相当透彻了。转基因食品的出现才经历了20几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的安全性的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还得说明一点，转基因水稻和杂交水稻不是一回事儿。杂交水稻属于传统育种，它也有基因转化，但它只是在不同水稻之间转化，而转基因产品却可能在完全不同的物种之间转化，如从动物身上转到植物身上。这样不确定性一下子就大了很多。
绿色和平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反对转基因产品的悍将，最近为了反对中国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绿色和平的中国网站发布了一个信息，从专利的角度认为中国待批的8种转基因水稻都被国外的专利控制，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都是重大挑战。绿色和平这一次不是从安全性着手，而是从粮食安全和主权着手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这种策略我认为很高明。在中国，绿色和平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反对转基因食品，从安全和主权着手，很可能会获得在中国力量日益强大的左派的支持。
在转基因产品还有很大争议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急于使它在主要粮食作物中实现商业化？真的像某些专家们说的靠转基因产品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吗？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转基因水稻并不能直接使水稻增产，它只是间接作用，这和杂交水稻不一样，杂交水稻是专门来使水稻增产的。如果抗虫害、抗干旱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几十年后发现了问题，那么即使问题严重，届时再往回转也很难了。
我们还不能忽视，在转基因粮食商业化背后，可以发现孟山都这样的跨国生物巨头的身影，它们一直在推动中国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我甚至敢说，中国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关系到世界转基因农作物的成败。我本人不愿意做这些高科技的“小白鼠”。
应该承认，转基因产品的确是高科技，是先进技术。但是技术的发展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以及刚刚故去的美国小说家迈克尔·克莱顿的一些小说，这些小说描写了科技的发展有时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应引以为戒。所以，我认为，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审批应该冻结。另外，我还担心，因为有孟山都这样的公司，中国政府的农业部门会不会再出一个沈图（沈图是干什么的？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查查）？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和我一样，对转基因农作物是稀里糊涂。可是现在世界范围内转基因产品突飞猛进，而由于它对我们大家及后代的影响不言而喻，我们还是有了解它的必要。最近我了解的情况使我有了很鲜明的观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进程应该暂停。
转基因农作物自从它诞生后就充满了争议，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争执就没有停过。支持派可以列举出转基因作物的种种好处，而反对派主要对它的安全性充满疑虑。现在中国已经商业化且大面积种植的转基因农产品主要是棉花，中国的转基因棉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棉花种植面积的90%以上，不过棉花不是食品，所以它的安全性我并不很担心。世界范围内进入食品领域的转基因产品主要是大豆和玉米，而这两项产品主要用于动物饲料，进入人类的食品的还不太多。前几年一位上海的消费者与雀巢公司打官司，声称雀巢的一项产品使用了转基因原料，但是在食品包装上却没有标注。这件事当时也曾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转基因原料进入人类食品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不过作为人类主要粮食的小麦和水稻现在还没有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产品。如果中国在不久后批准8种申请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转基因产品纳入主要口粮系统的国家，也许以后我们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吃着转基因主食。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到底如何，我最近还是看了一些资料，现在美国基本上是支持转基因产品的，而欧洲基本反对转基因产品。中国对于转基因产品可以说是大力扶持，政府有专项资金投入，甚至温家宝总理也表态支持中国发展转基因粮食。
可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国人也包括我本身的事情中，是否也应该享有一点发言权？从我查看的资料中，我认为转基因食品还是有问题的。转基因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它似乎有抗虫害、抗干旱之类的作用，这有可能间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转基因粮食并不能直接增加粮食的产量，而且转基因粮食的种子价格比普通种子的价格高得多，是否经济也是一个问题。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反对派主要的理由。我虽然不懂转基因的技术，但我可以从支持派的话中来推论支持派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到底有多大把握。在2008年以前，专家们总说没有发现转基因产品对人和动物有危害，安全性没有问题，对安全性有疑虑是因为人们不懂转基因技术。而现在专家们改口说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产品对人体有害。这个微妙变化在于在2008年已经有不少报告表明转基因产品可能对其它动物有伤害，比如奥地利科学家发现转基因产品使实验老鼠的生殖能力下降，美国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玉米对小白鼠的免疫系统有威胁等等。可能有人说，我们是人，不是老鼠，怎么能把对老鼠有害就确定为对人体有害呢？那么，你是否知道很多证明某样东西对人无害的实验也是在小白鼠身上做的，因为用人来做恐怕不人道。
另外，我想“没有证据表明什么东西有害”和“这样东西无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用这样的话表明支持者也不是很有把握。传统农作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的好处和害处也被人们研究得相当透彻了。转基因食品的出现才经历了20几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的安全性的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还得说明一点，转基因水稻和杂交水稻不是一回事儿。杂交水稻属于传统育种，它也有基因转化，但它只是在不同水稻之间转化，而转基因产品却可能在完全不同的物种之间转化，如从动物身上转到植物身上。这样不确定性一下子就大了很多。
绿色和平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反对转基因产品的悍将，最近为了反对中国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绿色和平的中国网站发布了一个信息，从专利的角度认为中国待批的8种转基因水稻都被国外的专利控制，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都是重大挑战。绿色和平这一次不是从安全性着手，而是从粮食安全和主权着手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这种策略我认为很高明。在中国，绿色和平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反对转基因食品，从安全和主权着手，很可能会获得在中国力量日益强大的左派的支持。
在转基因产品还有很大争议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急于使它在主要粮食作物中实现商业化？真的像某些专家们说的靠转基因产品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吗？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转基因水稻并不能直接使水稻增产，它只是间接作用，这和杂交水稻不一样，杂交水稻是专门来使水稻增产的。如果抗虫害、抗干旱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几十年后发现了问题，那么即使问题严重，届时再往回转也很难了。
我们还不能忽视，在转基因粮食商业化背后，可以发现孟山都这样的跨国生物巨头的身影，它们一直在推动中国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我甚至敢说，中国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关系到世界转基因农作物的成败。我本人不愿意做这些高科技的“小白鼠”。
应该承认，转基因产品的确是高科技，是先进技术。但是技术的发展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以及刚刚故去的美国小说家迈克尔·克莱顿的一些小说，这些小说描写了科技的发展有时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应引以为戒。所以，我认为，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审批应该冻结。另外，我还担心，因为有孟山都这样的公司，中国政府的农业部门会不会再出一个沈图（沈图是干什么的？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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